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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儒家一直以復古、保守著稱，言必稱三代，行必依古禮，但這只是表面文章，實質上儒學最善變，是諸子百家中最能緊跟時代變化的，從孔子到孟子，再到荀子、董仲舒，一直在調整、擴充儒學以適應時代的需要，只是他們嘴上不肯承認罷了。

    漢末是經學衰落的時代，原本就有變更的內在需求。新政推行於中原和江東，不管經濟還是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向來以帝王師自居的儒門不可能無動於衷，最先做出了反應，最積極的就是江東人，尤其是吳郡人。

    作為吳郡郡學堂祭酒，陸康當仁不讓。面對孫策的垂詢，他拋出了醞釀已久的新的義利學說。

    義者宜也，從我從羊。

    羊者，祥也，引申為善、美，與利有重合之處。從本質上來說，儒家並不反對利，只是反對不義之利，到了孟子時代，矯枉過正，義與利的對立越來越嚴重，這才顯得儒家迂闊，不近人情，進而發展為虛偽。可是作為一門政治哲學，儒學不會也不可能無視利的價值。小到家族，大到國家，要想正常動轉，不可能不注重利。只不過儒家追求的是公利、大利，希望穩定發展，長治久安，而不是其興也勃，其亡也忽。意願是好的，眼光也是有的，只是儒家過於強調道德，強調公利、大利，忽視了小利、私利，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偽君子。

    所以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，儒學穩定有功，發展則無能為力，自身也逐漸被皇權馴服，僵化保守，失去了活力，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障礙。

    好在漢代經學衰落還只是第一個周期，雖然遇到了麻煩，精氣神還在，還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氣。

    陸康的觀點很複雜，引經據典，說得孫策有點暈，但概括起來其實也簡單：要根據新的經濟形勢調整義的概念和標準，強化德育，避免官民唯利是圖。比如說，工匠、商人都變成了士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視他們為賤役，就應該以士的標準來要求他們，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尊重他們。

    他們要想獲得尊重，首先應該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，值得受人尊重。自由也好，尊重也罷，都是有限制條件的，沒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會造成混亂，公利、私利皆無法得到保證，自然也就談不上長治久安。

    陸康最後總結說：無論是君子還是庶民，皆當有所敬，有所畏，否則就和浮屠道一樣，萬物皆空，無君無父，家既不家，國亦不國。

    孫策不完全贊同陸康的建議——根本原因是沒有完全聽懂——但是對調整原則表示認可。這正是他期望的變化，儒生不僅要適應時代的變化，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面，引領時代。只有形成這種良性循環，他的終極目標才有可能實現。

    聽完了陸康的建議，孫策也向陸康敞開了心扉，解釋了為什麼不禁止浮屠道。

    他對作為宗教的佛教無感，但是對作為哲學的佛學還是有一定興趣的。佛學重思辨，非常強調邏輯，對中原文化來說，這一點難能可貴。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辯不過和尚，根本原因就在於儒學、道學在邏輯上不如佛學嚴謹，常常說着說着就把自己繞進去了，最後只能強辭奪理。

    「學問不能求全責備，希望某個聖賢創立一套無所不包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問，後人只要依從即可，那是弱者、愚者的思維。學問就像孩子，總要不斷的成長才能成為有用之才。指望他生下來就全知全能，未免苛責古人。」

    陸康含笑不語。他雖然贊同孫策的觀點，但他畢竟是儒生，不能當着孫策的面否定聖賢，事實歸事實，情感上無法接受。當然，看到孫策推崇浮屠道的邏輯，他心裏也有些不舒服。被嚴浮調虐了那麼久，他現在聽到浮屠道三個字就習慣性的炸毛。

    「大王所說的邏輯，和西域人用於算學、形學上的推理、證明是一回事嗎？」

    孫策笑着點點頭。「祭酒也研究這些學問？」

    「原本看過一些，理解不深。上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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