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8年，宋仁宗宣佈全新的「內閣名單」：調范仲淹回京，任參知政事（即宰相），與樞密副使富弼、韓琦一道主持朝政。

    范仲淹從政已經28年，改革在他腦子裏醞釀已久，十大政策一揮而就——明黜陟、抑僥倖、精貢舉、擇官長、均公田、厚農桑、修武備、減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。宋仁宗當場拍板：准奏，全國執行。

    但是，僅僅1年零4個月後，范仲淹、富弼和韓琦相繼被調出京城，改革突然剎車。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嗎？不。歷朝歷代，改革者如商鞅車裂、張居正掘墳，比比皆是，可小范毫髮無損，「聖眷」不可謂不深。是政敵暗算他了嗎？也不盡然。學幾筆小范親信的字體、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，這樣拙劣的政治伎倆，宋仁宗不會看不出。

    問題只在於，操之過急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范仲淹審查一份官員名單，不稱職的都毫不客氣一筆勾銷。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：「小范呀，你筆一勾，可害哭一家人。」

    范仲淹嚴肅地說：「不害一家哭，那就害了一路百姓哭。」

    富弼啞然了。不錯，官員要嚴格選拔；可你只看一眼名單，又憑什麼認定昏官呢？范仲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他言簡意賅地找到改革的目標，卻找不到複雜精細的實施辦法。面對那封假造的退位信，宋仁宗看到了潛在的危機：群臣惶惶，小范孤立，新政還怎麼執行？他果斷地叫停了。

    文人最好的時代

    范仲淹離去了，岳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。但宋仁宗不會離去，開封城延續着他政治的部署——文彥博，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，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職位。

    這一次，宋仁宗選對了改革的經紀人。此後的十多年裏，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幹的姿態，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，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。和他一道的，是包拯、杜衍這批能臣。沒有口號、沒有激辯，小范的十大政策，一條條修改，變得可以操作了。

    1050年前後，文彥博覺得，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「交子」，向全國推廣的時機成熟了。陝西長安的官員「立功」心切，說乾脆廢止鐵錢，只用紙幣吧。此言一出，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、搶購貨物，長安經濟陷於混亂。緊急關頭，文彥博並沒有強制推行「交子」，而是拿出了自己家裏的絲綢，來到長安：「來來來，今日我賣絲綢，只收鐵錢。」一下子就穩定了民心。從那以後，朝廷再推廣「交子」，就沒有阻力了，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。

    或許，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的方式，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，治不好國家的病根；又或許，這種方式的成功，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，而令後世之君難以效仿。但無論如何，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；日後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；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——在「唐宋八大家」里，除了唐代的韓愈、柳宗元，其他6人都活躍於仁宗時期。以至於林語堂說，這是中國文人「最好的時代」。

    很多年以後，激進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，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，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：「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，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」。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，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，為什麼叫「仁宗」。仁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；在中國歷史上，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「仁宗」的皇帝，並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。（來源：《環球人物》雜誌編輯：肖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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